苦行與尋根
                                             曾偉強

苦行(Tapas)是印度宗教的修行方法,透過「以無數苦,苦役此身」,達到神的境界。苦行者修持各種非自然、超越自我的行為,包括禁食、保持極端的姿勢、忍受烈火嚴寒等,以圖完全消除宿世罪業。而除了是一己之修行,苦行者之苦行,也是代民受苦,去除人間苦難,因此,吃苦是神聖的,可以洗滌靈魂,脫俗出塵,最終進入光明的神界。

去年(二○○九年)十二月中,一群八十後青年,因為反對興建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圍繞立法會苦行,並手持種子和稻米,象徵盛載果實與未來。他們其後由新界上水開始,展開五區苦行,歷時四日三夜,直至一月八日立法會第二次審議高鐵撥款申請當天抵達立法會。但當天立法會仍未能表決,議案再度延至一月十五日繼續審議,最終在一月十六日通過撥款。當時在立法會外斷食的反高鐵青年,仍堅持其斷食一百二十小時的決定。

觀乎五區苦行和斷食行動,多少有點宗教色彩。前者與其說是苦行,不如說是如西藏人「磕等身長頭」的朝聖和修持方式;後者則近似苦行,但形似實不足。

人在迷亂的時空往往向宗教尋求指引和慰藉,讓心靈安頓下來;而在共同信念下產生共同的行為,也可以獲得認同,產生共鳴。不論是苦行,或是街頭抗爭,八十後標誌着社會上形成了一股思潮,尋回我們的根,與此同時,守護我們的根。猶如一棵樹的枝葉可以修剪,但根不可以拔除。

雖然宗教的定義不一而足,但肯定的是具有相當的彈性。而不同學者提出有關宗教的定義,也已脫離了純粹的「宗教」範疇,而是循着現象學、心理學、社會學、哲學、倫理,以至政治等方面來考量。

在一些古代社會,例如印度和西藏,宗教無疑是具有一定的社會作用和政治功能。印度人相信輪迴,生存就是苦劫、是磨難,都是前世的業,而為了解脫,便得安守本分,秉持修行。印度宗教實質上也就是為種姓制度服務,不獨為種姓制度提供一個合理化的依據,也透過宗教信仰,達到穩定社會,隱蔽社會矛盾的目的。弔詭的是,這些被隱蔽的矛盾,最終往往被新的思潮,新的信仰揭示出來。

中國也有天子之說,所謂奉天承運者,也就是受命於天,而天為至高無上,因此,天子作為天在地上的代理人,也就擁有在地上至高無上的權力。至於政教合一的西藏和梵蒂岡,宗教領袖也就是政治領袖,擁有一切的資源和權力。

馬克思曾經說過,宗教是人民的鴉片;佛洛依德則認為宗教不過是集體神經病。不論是否認同這兩種觀點,但他們明確指出了宗教的本質,假若剔除了超自然或非自然的部分,而事實上宗教也可以不包含超自然的成分,宗教實質上就是人民的集體行為,而這些行為和精神模態是密切相關,互為因果的。

假如宗教指出人生命意義或目的,那麼,目下八十後青年的反高鐵香港段的集體行為,可能反映了他們對於生命意義的一些傾向。生命的意義不能以經濟繁榮指數來衡量,人生的目的也不是不住的追求發展,創造財富,而是存在的意義。

高鐵香港段引發的所謂五十後與八十後之爭,其實並非必然,亦不全面;高鐵也可能不是獨立事件。假如與之前的天星碼頭、皇后碼頭等事件,以及中環價值、舊區保育等思潮一起考量,便可以拼湊出另一幅圖畫。

事實上,不少反高鐵香港段的年青人,也曾參與保衞天星皇后的抗爭;而弔詭的是,目下不少舊區導賞活動的導賞員,也是八十後的年青人,例如較早時蘇屋邨清拆前的導賞活動。可以說,他們對於保育,對於本土文化歷史,已然呈現出一分濃烈的感情,而這分濃烈的本土情懷,在不少五、六十前的「香港人」身上不易看到。

八十年代無疑是動盪的年代,借來的時間開始倒數,借來的地方快要歸還。五十後當年最是無計奈何,不論是去是留,最終也不得不承認「香港人」這特殊的身分。這身分的重新確認,在有意識或更多的是無意識地傳給了八十後,以至九十後。根據《基本法》,香港人畢竟不等同於「中國人」,香港人拿的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

在祖國的疏離與身分認同之間呈現的矛盾,油然生起無所適從,以至無家可歸的失落感。與從前或上一代的過客心態相比較,這份失落的感覺更加無可奈何,因為過客最終會離開,亦希望或籌劃着離開,這裡不過是旅館,但我們已不是過客,香港是我們的家而不是驛站。在家而沒有家的感覺,實不足為外人道!

這股失落感要麼萌生起尋根的熱情,以至激化為對於本土文化之傳承,保育本地建築地貌的激情;要麼讓虛無的感覺否定既有的社會規範,包括政府的管治,質疑管治者的認受性。而特區政府連番以發展為名,摧毀殖民地歷史為實的決策,正正是這兩股趨勢相結合的催化劑。

但究其實,外國不少大城市,歷史名城,在發展之餘,也能保留大量的歷史建築和文物,文化遺產更是神聖不可侵犯,為什麼我們的香港就是不懂尊重我們自身的歷史?

打從保衞「天、皇」以來,這股對特區政府決策的否定、質疑甚而是反抗的力量逐漸形固,直至高鐵香港段事件,激烈的抗爭行動升級,反政府的底層意識表面化,已全然浮現了出來。

所謂「尋根」,也就是回歸生命的本源,回歸生命的動力。反高鐵人士的終極關懷,也就是自身的存在價值和意義,並透過保育本土歷史文物建築和價值承傳而展現出來。

換句話說,不論是天星碼頭、皇后碼頭,還是高鐵香港段,均動搖了他們自覺的存在價值,觸動了他們每一棵樹的根。在電影《阿凡達》中,潘朵拉星的納美人,誓死捍衞神樹,正正是因為它代表着他們存在的價值,代表着過去,也同時指向未來,沒有樹,便沒有納美人。過去決定了現在,現在影射着未來。

老年癡呆症比所有癌症更可怕,正正是因為它令人失去記憶。現代社會在追求發展、經濟效益、科技成果等等物質進步之同時,往往犧牲了舊事舊物。社會和社區面貌的改變,其實不僅僅是一幢幢大廈的更新變換,而是我們的回憶、我們的過去、我們的記憶的消失,或更準確點說,是被洗去。當我們的過去被洗去,便變成沒有根的蒲公英,隨風飄散。那種淒涼、失落和虛無,如何填補?

釋迦牟尼也曾經修習苦行達六年之久,但最終頓覺苦行的無意義,因而放棄了苦行的生活,改持「中道」,終於在菩提樹下頓悟得道,開悟而成為佛陀,即覺悟者(Buddha)。苦行能否達至個人的解脫,進入神界,不得而知,也可能壓根兒毫無作用;但代民受苦的理念,正正是八十後今天所展現的情結。


稿於二○一○年一月十七日
刊於二○一○年一月十九日香港《星島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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