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建公屋  藏富於民
                                             曾偉強

《管子‧牧民》有云:「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放眼當下,在上者弗逆民心,敢問政何以興?

今年《施政報告》雖承認「安居樂業是市民的期望」,亦表明「也是政府的願景」。然而,如何實現予民休息,安居樂業,卻又乏善可陳。尤甚者是混淆了「安居」與「置業」。

政府一直表示有聆聽市民訴求,但到底聽進了什麼,聽明白了什麼,卻又是另一回事。無疑市民有置業的訴求,但「要求」與「需求」實不應相混淆。事實是,無論在任何年代,樓價相對於當時的平均薪金水平,都是天文數字,買樓的首期同樣可望而不可及。

願望與現實永遠是有距離的。不禁問,剛投身社會工作的年輕人一定要立刻置業嗎?新婚夫婦必定需要立刻置業嗎?筆者強調的是「立刻」。置業不一定便可以安居,與其一生當樓奴,成為地產霸權下的亡魂,不少人仍是會選擇不置業的。問題是如何「安居」?不論是選擇置業還是不置業。

回想一九五四年石硤尾火災之後,當時的政府啟動了公共房屋計劃,讓市民大眾得以「安居」。數十年下來,老一批公共屋邨累積了不少「富戶」,造就了七八十年代,以至九十年代初期私人房屋的一批購買力。期間社會得以累積財富,促進消費,帶動經濟,此乃公屋政策下藏富於民之功也。

《管子‧治國》有云:「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公屋政策本身便是一種資助,一種補貼。透過公屋租金提升市民的實際消費力,亦同時增加市民的儲蓄。公屋政策本身便是富民之策。民富則易治也!然而,多年以來私人市場主導的房屋政策,社會資源單方向流進地產商的口袋,當然也有少數透過樓宇炒賣而得益的「投資者」。但這類「投資者」畢竟只是政府整體房屋政策下的「副產品」而已,絕大部分市民都是受害者。民貧當然難治矣!

觀乎今年二百多頁的《施政報告》,全文約二萬七千多字,但談及公屋的部分,卻只有寥寥三百六十多字。更是教人失望的是,報告重申確保平均每年興建一萬五千個公屋單位,但目前公屋輪候冊上卻有十五萬,平均輪候時間需時三年。

這三年的平均輪候時間是如何計算出來的?三年合理、公平嗎?何解不增建公屋,縮短輪候時間?再者,中產人士為何不可入住公屋?事實是,公屋也可以分類,部分公屋可以讓中產人士申請。中產人士是社會上受惠公共政策最少但付出最多的一群。而這一階層的住屋問題亦同樣亟待解決,供樓的負擔能力疑無異議,但首期卻是千頭萬緒。不少租住私人樓宇的的中產家庭,置業的願望更是遙遙無期。與其推出每年五千個單位,概念混淆不清的「新居屋」,何不興建專為中產家庭而設的中產公屋?

以無形的補貼解決社會的房屋問題,遠勝過有形亦有限的資助。我們的社會若能以公屋為房策主軸,照顧各階層市民,方能真正實現「安居樂業」的願景,既可藏富於民,又可穩定社會,遏抑炒風,諦造和諧,社會資源亦能更有效地運用和分配。


刊於二○一一年十一月二日香港《星島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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