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的社福角色
                                             曾偉強

一宗綜援裁決激起千重浪。終院裁定申領綜援必須居港七年的規定違憲。這宗案例不獨激化社會矛盾,衝擊政府的社福制度,也帶出了政府在提供福利與援助的角色的反思。

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以前,香港政府沒有提供任何形式的社會福利,而「及時雨」的角色,則由慈善團體,一般是宗教團體承擔。但隨着五十年代移入人口激增,大家庭也逐漸趨向小家庭模式,因而喪失了某些社會照顧的功能。一九五三年石峽尾大火後,政府開始興建徙置區,可視為政府提供社會福利之始。

七十年代隨着工業起飛,社會貧富懸殊愈趨嚴重。與此同時,福利卻有改善,例如十年建屋計劃、九年免費教育等。一九七三年,政府設立「公共援助計劃」,也就是「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的前身,作為經濟上無法自給自足的香港市民的社會福利安全網。

步入後過度時期,中英聯絡小組中方代表陳佐洱在一九九五年曾指摘港府的福利開支過高,最終會「車毀人亡」,反映中方對香港福利體制的保守態度。事實上,早在八十年代,在社福問題上,私營化的概念便已出現,如「用者自付」、「收回成本」等原則已陸續出現。然而,回歸以來,政府的社福開支卻不斷上升,由一九九七至九八年度的二百一十多億元,增至二○一三至一四年度的五百六十億元。

社福開支的大幅上升,能否如實反映政府所擔當的角色?政府擁有資源,問題是如何分配,以及如何配合和運用社會上的資源。現已成為主流,自二○○一年起推行的整筆撥款津助制度,容許非政府機構靈活調配資助款項,照顧不斷轉變的社會需要。在二○一二至一三年度,共有一百六十四間非政府機構採用整筆撥款津助制度。

從前,提供福利的非政府機構的資源主要來自損款,既靈活又自主,也更公平。因為損款不是公帑,都是市民主動損出的,也更能針對性地為有需要的人提供支援。政府可以運用公帑直接提供較長期而全面的福利,但問題是如何界定「有需要」。而所謂的長期和全面,本身亦極具爭議。

以綜援為例,到底是短暫的安全網,還是長期的生活資助,理應有一說法。事實是,不少人視綜援為穩定的「收入」。從公共政策的角度看,提供社會福利是政府分所當為的職責。從市場的角度看,福利的提供者不是牟取私利而是公利,市場的運作必定比政府更靈活,爭取到更大的社會效益。香港在低稅制及奉行市場經濟的前提下,政府在社福上所扮演的角色,理應有更深入的討論,而不是無止境的投放資源。


二○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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