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也罷課
                                             曾偉強

曾經,有一個十歲孩子,進入私塾兩年後,知曉了在課堂上背書的禮節,但有一天上午,當先生叫到他的名字時,他竟在座位上紋絲不動。他開始了對這些繁縟禮節的反抗。他當時說:「既然我坐着背書你也聽得清楚,那麼為什麼我要站起來背呢?」氣得臉色煞白的先生命令他服從老規矩。這個孩子搬着自己的凳子走到老師跟前,然後坐在凳子上,以平靜的、挑戰的目光望着他。忿怒了的先生用力拉孩子站起來,但孩子掙脫了,然後跑出了私塾。三天後,孩子終於被找到了,他才不情不願地回家。這孩子不是別人,正是毛澤東。

若干年後,毛澤東對斯諾說:「回到家裏以後,我驚訝地發現情形有了一些改觀。父親稍微比過去體諒些了,先生的態度也比較溫和些了。我的抗議行動的結果,給了我深刻的印象。這是一次勝利的『罷課』。」(《毛澤東傳(1893-194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沖及主編。)

後來到了五十年代,毛澤東這樣看罷課:「對於人民鬧事,有主張用老辦法對付的,就有幾個地方叫員警抓人。我説,學生罷課叫員警抓人,這是國民黨的辦法。」(《毛澤東離京巡視紀實1949-1976》,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袁小榮編著。)

中共是「運動」高手,罷課更是看家本領之一。事實是,罷課從來都不是違法行為,何來舉報之理?反對罷課,是「政治不正確」的。罷課也者,是學生為實現某種要求或表示抗議而集體停止上課。蔡元培在《五四運動最重要的紀念》中便提到:「 北京國立各校,安徽、江西、湖南等省公立各校,常常為經費問題,鬧『罷課』。」

「保普選反佔中」大聯盟九月八日發起 《學校家長救救孩子》行動,設立一條電話熱線,讓知情市民,包括教育工作者、家長或學生,就個別校内有人策動和招攬參加罷課或佔領中環,向熱線提供資料。事件引發白色恐怖,社會強烈反彈。熱線的恐怖,在於摧毀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恍如文革批鬥。

這次罷課源於學生對人大常委會普選行政長官的《決定》的不滿,希望以行動促使特府以至人大常委會回應。事實是,校方又怎會不知道學校有學生參與罷課?大聯盟憑公眾「報料」再知會校方,豈非枉作小人?

假如香港政改問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事,不容國外干預,同理,校內的事,也毋須周遭的人說三道四。正如男拔校長鄭基恩在「臉書」上的留言:「拔萃弟子的事、拔萃山上的事,是我們自己的事。周邊的人,謝謝關心,不用你們操心。」誰是「周」邊的人,不言而喻。

行政會議成員李國章九月十日會見傳媒時直言,設立舉報熱線並非良法。他說:「現在香港社會大家分離得很厲害,你說白我就說黑,你說黑我就要說白,我看到這不是一個好的象徵,不是好方法凝聚我們社會各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李國章認為,學生罷課無法改變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但指出若「佔中」或罷課能改變中央的立場,他亦會參加。這意味甚麼,香港人,你懂的。


二○一四年九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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