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視安樂死
                                             曾偉強

見到醫生走前,她便撐起身來,綻出笑容,仿如窗外的陽光,縱使口腔內展露的不是牙齒。坐在床邊的菲傭也立刻起來,攙扶著她。

「痛喲!」七十二歲的蘇婆婆指著肩、指指背、摸摸後腦,又拍拍腿。一個用來幫助步行的支架就擺在床邊。

蘇婆婆去年四月證實患上血癌,但化療全無作用。南朗醫院高級醫生林國光對我說,除了為她止痛,什麼也做不了,可能還有數月,癌細胞已全面擴散至其他部位,包括神經線。

無怪乎她見到醫生如此興奮,因為醫生可以給她止痛藥。沒有止痛藥,蘇婆婆的日子將會如何?

父親也是在南朗被帶走的,那時還沒有「惜別軒」,病房內也只是死白一片,沒有中央冷氣,也沒有「院友服務中心」。而展現眼前以粉紅為主調的病房,一切有如家具的桌椅櫃窗,甚至燈飾,均帶出一股強烈的暖的比家還要家的感覺。

氣氛和感覺都是刻意營造出來的。林醫生直言這裡的病人需要的不僅是醫藥的照顧,更重要的是感覺到被愛,和被關懷,有與家人一起的感覺。「惜別軒」是讓家屬瞻仰遺容的地方,不大,僅如一睡房,布置和色調也是。

善終服務會社區發展總監陳丘敏如強調,必須令病人重新找到人生的意義,回顧一生的得與失,有什麼是值得自豪的,什麼是真有意義的,尚有什麼未圓的心事、心願,從中尋找新希望和意義。

「『南朗醫院是沒有病人出院的醫院』,這是一種偏見或成見。」林國光說。現在其實已有不少病人能離院回家或住進安老院,不過,一旦病情惡化,仍得回到南朗。

這進進出出的過程,可以維持數年之久,而在這段期間,南朗是希望能與病人建立長期的醫護照顧關係。畢竟,紓緩服務最終也不能治病,只能針對病者的各種痛症和併發症,紓緩其肉體以致精神上的痛苦。

「不僅是身體上的痛苦,我們著重身心社靈的概念。」陳丘敏如說。相對而言,善終服務會更著重靈性上的紓緩工作。

善終服務不是要刻意延長瀕死病人的生命,而是在這最後的人生階段重新賦予意義,讓病者自然而然地、有尊嚴地離開。

香港大學醫學院內科教授梁憲孫同意應讓病人死得有尊嚴、自然而舒適安祥地去世。他不諱言為病人執行安樂死可能是最「便宜」的手段,但是否最有效和最好的手段則有所保留。

《南華早報》最近(四月二十八日)引述城市大學一項在九九年十二月進行的調查報道,在一千一百名接受訪問的醫生中,有百分之三十六表示曾經有病人要求他們以處方形式結束生命,其中十名醫生更表示這種要求很平常。該調查也指出,有六成受訪醫生表示支持安樂死。

個案指出,不少長期病患者和末期病患者可能因抑鬱或基於各種痛症或情緒問題而要求結束生命,但香港大學精神治療學系助理教授王穎珊認為,抑鬱等癥狀是可以「治療」的。

研究指出,九成以上的痛症均可以被控制。但即使如此,痛仍然是痛,苦也只有病者本身才感受到。畢竟,有一些痛,只有死才能解除。

對於荷蘭通過主動安樂死法例,王穎珊以「令人擔憂」來形容,並認為安樂死非刑事化將破壞醫生與病人的互信關係。

但事實上,荷蘭的安樂死,正正是建基於醫生與病人的互信基礎上。在荷蘭,家庭醫生(Huisart)是荷蘭醫療系統的基石。一個人或一個家庭,往往會看同
一個醫生二、三十年。而在荷蘭安樂死正式非刑事化以前,絕大部分的安樂死行為便是由這些家庭醫生執行的。

香港醫學界,一如善終服務會,均反對任何形式的安樂死。梁憲孫指出,安樂死非刑事化最大的障礙,是定義問題。

去年初傳出香港醫務委員會將在指引中引進被動安樂死概念,立刻惹來強大的反彈,而最終在去年十一月推出的修訂指引中,便把安樂死介定為「直接而有意識的終止他人生命的醫療手段」,醫委會並明確表示反對這種做法。

既然如此,又何來「任何形式的安樂死」?醫委會這個定義,其實是狹義的。與此同時,該指引指出,為末期病人終止生命維持系統或終止給予無效治療並非安樂死。醫委會對此做法予以認同。

其實,終止無效治療不是就是被動式的安樂死行為?縱使醫學界以致社會上均傾向避免使用「主動」、「被動」等字眼。

醫委會的指引,旨在避免被指在港引進安樂死,因而迴避甚至逃避面對和正視安樂死。除了道德問題外,最主要的原因,是法律上沒有明確的定義,更沒有相關的法例可依。

但指引中狹義的安樂死定義,也許無助大眾,甚至醫護人員真正認識安樂死,甚至可以進一步誤導安樂死的真正意義。

南韓醫學界也遇上同樣的問題,擁有七萬名醫生會員的南韓醫務協會 Korean Medical Association)正在草擬有關安樂死的指引,讓醫生有更大的自由度,決定瀕死而正承受著痛苦的病人的命運。但法律上沒有明確的定義,即使有指引,始終也是徒然。

安樂死(euthanasia)源於希臘文,意即「好死」(good death),中文概念中意義最為相近的詞不是就是「善終」?

這廣義的定義才是真正的目的、理想,而不論主動地由別人協助(如注射藥物)以結束生命,或被動地以拒絕接受治療,甚至是絕食絕水的形式了結生命,均為達致最終目的的手段。目前社會上,在安樂死問題上最爭論不休抖纏不清的,其實是其手段,但各界往往把目的與手段混為一談。

紓緩服務工作者及醫生反對的其實是以不同手段加速結束生命,或持續提供無效治療,人工地延長死亡的過程;認同的是讓病者自然死亡,有尊嚴地愉悅地死去。這不是正是善終的真正意義?

有時候,看到別人受苦,比自己受苦更難受;因此,有醫生主動為病人尋求解脫。有時候,看到別人看到自己受苦而難受,自己也就更加難受,因此,有病者主動要求結束,甚至自行了結生命。

在本年一月十一日,澳洲新南威爾士省一名七十二歲,早在去年二月證實患有骨癌、肝癌和肺癌的病人Norma Hall開始絕食、絕水、絕藥,最後在一月十九日自行注射嗎啡,結束生命。她死時仍未達至醫學上的末期,但她表示,如果病情惡化,以致令她失去生存的素質和尊嚴,她將選擇死去,並且會選擇結束生命的時間。

Hall
的死,在澳洲重新引發安樂死非刑事化的爭論。澳洲聯邦政府在九七年推翻北澳在九六年通過的自願安樂死法例。有指假如北澳的安樂死法例仍在的話,Hall便可引用該法合法地、更有尊嚴地和安詳地結束生命。至少可以免去絕水、絕食、絕藥所帶來的折騰。

病人既有權拒絕繼續接受治療,但其要求協助以藥物結束生命,停止不必要痛苦的權利,又是否應得到尊重?人有權選擇生存,甚至以任何形式存活於世,但又是否有權處置自己的生命?

蘇婆婆的牙齒已脫落,眼睛有飛蚊症,腿腰背肩頭均感劇痛,需要支架的協助才能勉強步行,與我談了不到數分鐘,便撐不住要躺下來。但她仍算幸運,至少暫時仍能自行坐起身來、仍能說話、仍能有意識地向醫生要止痛藥。

沒有止痛藥,她的日子又將如何?


刊於二○○一年五月五日《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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