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色地帶如何釐清
                                             曾偉強

病人有權拒絕接受治療及要求終止治療,醫生也可以終止無效治療;不過,世事總不是非黑即白那麼簡單。英國法院在36日便進行了一宗史無前例的聆訊,一名四十三歲,不願透露姓名的女病人Miss   B,入稟要求法庭頒令關掉她的維生設施。

Miss   B的代表律師Philip   Havers,也是Diane   Pretty的代表律師,Pretty去年為其丈夫爭取豁免一旦助她自殺而可能面對的刑事責任,而展開連串訴訟,雖然英國國會已拒絕她的申訴,但歐洲人權法庭(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已接納她的上訴,並已安排在319日展開聆訊。

Miss   B去年4月因脊椎血管爆破,導致全身癱瘓,過去十一個月,只能依賴維生設施維持「生命」,但她神志清醒,並仍能說話。她透過視象傳真向法庭作供,表示希望終止這一切,不願其「生命繼續被保存(kept  alive)」下去。

雖然她的病況可以改善的機會不足1%,但她可以一直依賴呼吸器等設施「生存」下去。但她表示寧願死去,也不能忍受這種生命的素質。問題是,她不能自行關掉那些儀器,雖然醫生作供時表示同情,並願意讓她死去,但基於法律、醫療及道德等理由,醫生及院方也不能為她關掉呼吸器。

醫療和法律界在接受「雙重效應」(double  effect 之餘,為何不面對現實,正視自願安樂死的訴求?所謂「雙重效應」,是指醫生可以給予病人大量或效力強大的鎮痛藥,但其副作用是促使病人死亡。

澳洲紐卡素大學(The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最近公布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在接受調查的六百八十三名醫生中,有36% 承認曾經給予病人過量的鎮痛藥,縮短病人死亡的過程。

目前澳洲的醫護人員在處理瀕死病者時,依然面對灰色地帶。一方面,法例要求他們盡力延長病人的「生命」,但現實是,到了最後關頭,醫護人員仍得撤除或關掉延續生命的儀器;而且,在病者主動要求下,醫護人員也得尊重病者的要求,終止治療,或只給予鎮痛藥物。

西澳洲政府司法部長 Jim   McGinty 2月中提出的法律改革方案,其中一項便是免除醫生和護士因不能延長瀕死病者的「生命」,而可能面對的刑事責任。即醫護人員不用再「依法」盡力延長病者的「生命」,而基於其專業經驗及智識,決定終止治療時,毋須負上任何法律責任。

另一方面,澳洲民主黨( Australian   Democrats)在311日,也向新南威爾省議會提出名為「Dignity   in   Dying   Bill」的自願安樂死法案。該法案如獲得通過,將賦予「生時意願書(Living   Will)」法定效力,讓任何人士均可透過「生時意願書」,向醫護人員及機構,表達當他們在何種情況下,如病重或因意外受到重傷時,不再接受治療的意願。

同日,綠黨( The   Greens 亦向新南威爾省議會提出安樂死法案,這法案類似當年澳北的安樂死法例。澳北在96525日通過 Rights   of   the   Terminally   Ill   Act ,容許自願安樂死,但在973月被推翻;期間只有四名病人引用該法例進行安樂死。

香港沒有與瀕死或絕症病者相關的法例,只有醫務委員會的原則指引。指引第26.3條指出,為末期病者撤除維生設施或終止無效治療並非安樂死,而在維護病者利益和尊重病者及其家屬意願的前提下,終止無效治療,在法理上是可以接受和適當的。

不過,指引沒有列出在何種情況下、何時及由何人決定終止無效治療,或撤除維生設施;而「尊重」病人及、或其家屬的意願,與醫學判斷二者之間也有潛在的矛盾。指引終究也不是律法,在沒有法律依據下,醫護人員和病者均難以得到最佳的保障。

在維生設施(包括輸送營養料的喉管、呼吸器、起搏器等)被視作醫學治療手段的前提下,假如Miss   B的個案在香港發生,醫生和院方又是否應按照「指引」,尊重病者的意願,為其撤除維生儀器?而在尚未發明各種維生設施之前,類似Miss B的病者,不是應已自然而然地離世了嗎?

在醫療科技不斷進步的同時,又有否再思現代醫療的目的,是治病還是治人,延長生命還是延長死亡?對的可以變成錯,善念可以結出惡果,你的美食可以令我中毒;世界真的不是非黑即白,而是永遠灰色。


刊於二○○二年三月十六日 《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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