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下我執生死一如
                                                        曾偉強

一休和尚少年時,因啟蒙恩師之死而萌生自殺念頭,走到橋邊,準備跳河之際,被他母親派來暗中保護他的衛士阻止。這一下,令他更深入地探求人生的終極意義和目的,也改變了他的一生。

當希望成為泡影,信念成為幻像;擁有的不再擁有,信賴的不再可信;情懷挫落,四顧茫然……迷失於無限的虛空和失落之中;焦慮、挫折、憂鬱、失望、絕望、憤怒、哀傷、無助、羞愧、孤獨一湧而至,匯成激流奔向忘川。

Emile Durkheim在一八九七年為自殺下的定義,是任何人以任何主動(施為)或被動(不予施為)的手段,直接或間接令其本身死亡,而其本人也清楚採取有關行為的結果就是死。Durkheim為自殺下定義,原意是要把它與意外死亡作出區分。也就是說,自殺本來就是死亡的其中一種形式,自殺的問題也就是死亡的問題。

Durkheim把自殺行為再分為四類,分別是自我中心型自殺(egoistic suicide)、利他型自殺(altruistic suicide)、迷亂型自殺(anomic suicide)和宿命型自殺(fatalistic suicide)。

Durkheim認為,當社會上的既有建制(如政權、宗教、倫理關係等)突然崩潰,因而令社會上的制約和個人需要之間失衡;又或是當社會由一個模式轉型至另一模式,如由農業社會轉型至工業社會時,工業化的進程令傳統社會的一些「契約」逐漸失效,但新的「契約」又未能確立或未被廣泛認同,在轉變過程中,人不能適應身邊出現的種種變化,便會出現迷亂狀態。當社會上出現迷亂狀態,整體社會便出現混亂,而迷亂型自殺行為便隨之增加。

換句話說,當個人一向習以為常的一些精神、物質和生活上的依賴和信仰、信念突然間不再存在,其原先所擁有的如財富、地位、名譽、感情也突然失去。身與心便出現迷失、錯落的虛空,也同時失去了「存在」的感覺和自我價值。

依照海德格(Heidegger)的分析,人的存在本質上是孤單獨特的實存,每一單獨的實存, 不得不在各自的人生旅途作出種種的生命的抉擇。從「我」的角度看,死亡就是「我存在」的否定;相反,也是證明「我存在」的終極行為。自殺便是在迷亂狀態下,要重新證明自己「存在」的終極手段。

佛教的「生死」就是輪迴。相對於「宇宙」,眾生都是在極短的瞬間反覆地生死,即剎那生滅。佛教的根本目的,也就是了生死。佛陀發現終極的真理,是只有當心靈不再執著於「我」的觀念,甚至也不執著於清淨時,才是最祥和、最純淨、最能解脫痛苦的境界。只要心靈意識到有「我」存在於事物中,就有「我執」,而心就不能解脫,對生命就不得了解。但這個「我」,根本就不存在;換句話說,「我執」才是人生終極困苦的真正源頭。

從生死學(Thanatology,或稱死亡學)的觀點看,運用生死教育增進對生命和死亡的認知和了解,並把這些知識應用於生活中,除了解決因著死亡而產生的種種問題,更能幫助建立積極快樂的人生觀,擁有更有意義的生活和生命。

生死教育探討的是生死關係,從心理學、社會學、人文人類學、醫學、哲學、宗教學等領域,探討人們對死亡及瀕死的看法與態度,藉著對生死課題的研討,使我們更加珍惜生命、欣賞生命,並將這種態度反映在日常生活中。生死教育正是預防自殺行為的一種積極的教育,不僅探討死亡問題,也包含了人們對自己及其身處的世界的感覺與感情,進而深思人生觀、價值觀、理想、人際關係和人與世界的關係,以增進生命及人際關係的品質。

只談珍惜生命,僅對了一半。其實,人一生下來便走向死亡。如《莊子》所言:「孰能以無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又說:「善吾生,善吾死。」生命的終極意義,可以因人而異,但生命的價值,不應僅在乎量,而是在乎質;實存也不等如生命的全鄀。

最後遺言是「我不想死」的一休認為,死不是與生隔絕的,死可以讓我們對充滿矛盾的現世加以深思熟慮;是對這充滿污穢現世加以反省的好地方。一休有一首有名的詩歌如是說:「從有漏地回歸無漏地的一回休息,雨盡情的下吧,風盡情的吹吧…!」

生與死本身並無對錯,只是人們的觀念和價值將之加以標籤而已。培養完整的生死觀念,無論是面對順境還是逆境,也能寵辱不驚;面對人生的種種變化,也可以欣然面對;面對生關死劫,亦無懼無憂。

佛陀晚年經歷亡國之痛,看到獨子病逝、愛徒殉道,亦不禁流露出孤寂淒然的哀愁。然而,只要好好的感受每一刻的感受,苦愁孤殤悲也只不過是苦愁孤殤悲,不逃避、不修飾、不對抗,不再執著於任何一種感受,不再存有「我執」,生死一如,忘川亦可明淨如鏡,水波不興。


註:忘川是希臘神話中,人死後去的地方所必須渡過的河,過河後便把生前的事完全忘掉。


刊於二○○二年五月四日《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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