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願在失去尊嚴下存在
                                             曾偉強

當死亡的詛咒變成生命的祝福,苦痛無限延伸,關懷成為負累,是誰不願醒來,祈盼著永遠留在夢鄉。而你可知,誰仍在等候、期望著與你一起看日出。

生命的寶貴,在於其素質與尊嚴,和人與人之間自由溝通的能力。每一實存個體都有其對自身生命的價值和素質的定義與期望。而保有和追求這應有的尊嚴、素質和價值,正是每個人與生俱來的自由和基本權利;這亦包括自殺 - 當結束生命成為維護理想的、應有的「生命」素質的終極手段時。古羅馬哲學家Seneca 如是說。

因此,自殺不僅是在面對「不能忍受的痛苦」(unbearable suffering)時的合理行為,也是基本人權。每個人也有權自由作出其人生的一切抉擇,包括以何種形式生存、如何及何時結束生命。

但在行使這權利之先,必須絕對肯定其不願繼續在其不能忍受和面對的生存條件下存在下去。生命的價值,不在於存在之久暫,保存生命亦不等於可以不惜一切,甚至以人工的方式,犧牲作為人的尊嚴。

澳洲昆士蘭腸癌病者Nancy Crick 上月自殺後,驗屍報告指出,未能在她身上發現癌細胞。這消息令自願安樂死的辯論出現戲劇性的轉變,也教人再思安樂死的定位。

其實,Crick本人生前早已知道她的癌症已治癒,她在網頁上發表的日記,一直強調尋求自殺是基於不願在那種喪失作為人的尊嚴的情況下存在下去,希望在仍有「能動力」的情況下,自行結束生命。 她在網頁上說,只希望結束這一切,只願「明朝一覺醒來,發現自己已在另一個世界」。

Crick決定自殺,是基於心理和精神上「不能忍受的痛苦」,而不是絕症。正如澳洲維多利亞自願安樂死協會(Voluntary Euthanasia Society of Victoria)主席 Rodney Syme醫生指出,僅是絕症不足以支持進行自願安樂死,更重要的是面對著「不能忍受的痛苦」。

換句話說,致命的是絕望而非絕症。事實上,美國俄勒岡州在九九年死亡的運動神經元病者中,有5%涉及協助自殺,但只有0.4%癌病死者涉及協助自殺。在荷蘭,由醫生助死的運動神經元病者數目,幾乎是癌症病者的二倍。

在九四年,荷蘭最高法院就一宗案例(the  Chabot  case)作出裁決,指出「純綷精神上的痛苦」,也足以支持執行安樂死。去年十二月,荷蘭上訴庭裁定一名醫生執行的安樂死違規,但沒有判處任何刑罰。法庭指出,該名醫生沒有依足有關指引,因而違規。該名醫生在九八年為當時八十六歲,健康狀況良好的荷蘭前國會議員 Edward Brongersman開出致命針藥,由Brongersman 自行注射,因而被控協助自殺。Brongersman求死的理由,是「厭世」(tired  of  life)。法庭認同厭世是不能忍受的痛苦,符合安樂死指引。

厭世不是老者、病者的專利,生死愛惡本身沒有對與錯,人皆會死,也有權選擇如何生、如何死,只是在好好的死之前,到底有沒有好好的生?躬身自省,也許你我都在不知不覺甚至有知有覺下進行慢性自殺。不時食、吃不好、不時息、睡不酣;奔奔波波、營營役役;憂心、焦慮,甚至深深的思念,無休止的追逐,可以說是優質的生活、生命嗎?受苦到底又有沒有價值?

致命的是絕望而非絕症,是心中之苦而非身體的痛,這又帶來什麼啟示?為意圖尋死者從新建立生命的價值和意義,再次找到生存的希望,超越正面對著的痛苦,鼓起那闖風車的勇氣,叫不能忍受的也可以重新承受。終極的抉擇畢竟是終極的抉擇,而在作出此抉擇前,可否因這祈盼著與你一起看日出的人,支持多一天?問題是,願與我一起看日出的人在哪?


二○○二年六月八日《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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