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實面對死亡之行進
                                             曾偉強

假如有人把障礙物放在路上,阻礙了我的去路,我是有權請他把這障礙物移除的。假如這廝拒絕移去那障礙物的話,那麼,我只好自己動手了。然而,假若我自己動不了手,我又是否有權請別人幫忙,代我把那障礙物移去?縱使前面是無底的深淵。

維生設施並沒有療效,只能賺取時間,阻擋甚至是拖延死亡到來的那一刻而已。一旦這個、那個儀器關掉,那一直如鳶般盤旋着的死神便要果腹了。死神本來就已來了,關掉維生儀器,只是讓死亡的那一剎行進,讓病者自然地死去,不再拖延;而不是提早結束生命,更不屬於自殺的行為。

事實上,讓生命結束比人工地保存着生理功能運作更人道。醫療界已開始質疑現代醫療科技是否已出了問題,維生儀器、人工餵養等設施是否已遭濫用,它們所延長的,其實只不過是死亡的過程,而不是生命;更遑論生命的素質和尊嚴。

一九九三年二月四日,英國上議院裁定,托尼‧布蘭德(Tony Bland)的醫生可以解除他那用以輸送養料的喉管,成為安樂死的重要案例。布蘭德當時已沒有知覺,數年下來,只靠那管子維持「生命」。大法官指出,這裁決是基於病者生命素質的考慮,而移除那管子,更為符合病者的利益。

布朗‧威爾金森爵士(Lord Browne-Wilkinson)的判詞指出:「可能有人會認為這是不理性的行為,怎可以讓一個病人慢慢地死去?縱使他已完全感覺不到任何痛苦,但這因斷食、斷水而達致死亡的過程,郤可以長達數周;那麼,何不直接為他注射致死藥物,免去這漫長的死亡過程?那樣,相信也可同時免去其家屬過度而不必要的傷痛。」

然而,在二○○一年,露斯‧溫德蘭德(Rose Wendland)要求移除她丈夫的喉管,讓她那大腦嚴重受創並已昏迷多年的丈夫離世,但美國加州高等法院郤拒絕她的要求。

的確,有些時候,與其人工地保存着生理上的「生命」,但剝奪了作為人的尊嚴和應有的素質,何不擁抱那無可避免而又是自然不過的死亡?澳洲昆士蘭大學馬爾科姆‧帕克博士指出,現代醫療技術無理地延長生命的行為,已愈來愈普遍,是值得深思和反思的。

上周,澳洲維多利亞省最高法院法官把拒絕以喉管維持生命的病者,比擬作拒絕接受化學治療的癌症患者,並裁定病者(或其代理人)有權拒絕繼續以喉管餵養的方式維持生命。斯圖爾特‧莫里斯(Stuart Morris)法官的判詞指出,生命的神聖地位是每一社會的基石,但仍得在個人自主權和人類尊嚴之間作出恰當而合理的平衡。

該宗訴訟是澳洲首宗由病者家屬提出,要求法庭頒令准許撤除病者用以輸送養料的喉管,結果將對有關法例起重大影響。正如墨爾本天主教大主教丹尼斯‧哈德(Denis Hart)在當地一份報章發表的文章中指出,這也許會改變未來照顧老者、殘障人士和昏迷病者的形式和有關法例。

該宗案例涉及一名六十八歲,匿稱為BWV的女病者。她在一九九○年證實患上顳額葉痴呆症(Picks Disease),那是一種極為罕見的老年痴呆症 。在過去三年,她已處於植物狀態,並已無望康復。她的丈夫弗雷德‧海登(Fred van der Heyden)和子女們,均認為那喉管只讓她生理上存在着,郤早已剝奪了她的尊嚴和生命素質,並希望把喉管撤除,讓她能自然地離去,免得繼續受苦。

根據維多利亞省的《醫藥治療條例》(Medical Treatment Act),病者可以拒絕或要求終止醫藥治療,但一切視為紓緩醫療的手段,則必須接受,不得拒絕或終止。然而,該條例並沒有說明喉管給養等維生設施,是屬於前者還是後者,因而導致這宗影響深遠的案例。

澳洲生命權益(Right to Life Australia)的主席瑪格麗特‧蒂格海(Margaret Tighe)認為,拔掉病者用以維生的喉管這一行為等同兇殺,因為其目的就是致死。但澳洲醫學會(Australian Medical Association)主席薩姆‧李斯(Sam Lees)歡迎這裁決,並認為可給予所有面對同樣情況的醫生提供清晰和明確的指引。維多利亞自願安樂死協會(Voluntary Euthanasia Society of Victoria)主席羅德尼‧西爾(Rodney Syme)認為,這對如何更好地照顧瀕死病患者有重大的啟示。

而一直推動自願安樂死的澳洲醫生菲力普‧尼奇克(Philip Nitschke)認為,這一裁決向進一步確認人的死亡權利邁出了一大步。尼奇克上周末在悉尼一個研討會上展示了他設計,名為COGEN的自殺機器。該機器利用一氧化碳令人可以在數分鐘內死亡,售價約一百美元。該個研討會由尼奇克創立的安樂死組織「出路 - 澳洲」(Exit Australia)主辦。

BWV
的案例,帶出了一個一直存而少論,甚至是存而不論的事實,也為目前地球村內自願安樂死的訴求和醫生協助自殺的辯論愈演愈烈之際,帶出了另一個在現行法律制約之下,值得嚴正考慮的方向。

脫水致死,可以讓神智清醒的、瀕死而無望康復的病者選擇自然死去,不以人工的方式阻延死亡的來臨,是值得深思的。事實上,那只是在延長死亡的過程,讓病者、家屬都面對和承受着更大的、更久的傷痛。脫水致死在專重和保有病者的自主和專嚴之餘,無損醫師的專業守則和不違反現有法律,也不是故意加速死亡的行為。

然而,脫水致死仍備受爭議的,在於它是一種漫長的死亡進程,如病者神智仍然清醒,便要面對因脫水而帶來的種種生理上的其他痛楚。故此,在這生命的終極一程的路上,病者仍需要高素質的紓緩醫學服務的照料。

在二○○一年年初,澳洲一名七十二歲的末期癌症病者諾瑪‧霍爾(Norma Hall),便以脫水的形式自殺。她在一月十一日開始斷藥、斷食、斷水,但到了一月十九日,終於承受不了脫水帶來的生理上的痛楚,決定注射大劑量嗎啡致死。縱使BWV已不能感受或表達任何痛苦、任何感受,但拔掉她的喉管,隨之而來的便是一段漫長,可能是數周,的死亡過程。旁人,尤其是愛她的人,又是否能夠承受得起這種折騰?眼巴巴看着一個生命這樣慢慢地結束,又是否真的人道?有時候,看見所愛的受苦,心中便更苦;而覺察到人家因自己受苦而痛,心中也就更苦。昏迷患者真的無知無覺嗎?

然而,澳洲及紐西蘭紓緩醫學協會(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Society for Palliative Medicine)的主席米高‧阿沙比(Michael Ashby)郤指出,脫水致死的過程雖然可以是漫長的,但其副作用仍低於人工餵養所帶來的痛楚;而病者也並非如想像般會承受着因此而帶來的極大的痛苦。

可惜的是,在生命終結這一論題上,各方面的注意點,大都集中在法律條文的爭拗、專業人士的保障和守則、宗教界的神權論等等,但甚少站到病者和病者親屬的一方去想一想、看一看,醫學科技在保存着的到底是什麼?

水致死的權利源自病人拒絶接受治療的權利,也在於身、心不可被侵犯的根本人權。採用喉管等人工餵養模式維持病者的生命,正正是侵犯人身的行為,特別是在未經患者同意或無法得知其意願的情況下。吊詭的是,法律不容許侵犯行為,也以基本人權為依歸,但強行餵養則違反了病者的意願,不僅是種侵犯行為,也損害了其自主權和尊嚴。而醫師拒絶協助病者自殺,雖然違反了病者的自主自決的權利或意願,但並沒有構成侵犯行為。

正是無巧不成話,作出這一重要裁決的前一天,一群自願安樂死支持者剛慶祝了南茜‧克里克(Nancy Crick)自殺一周年。南茜去年五月二十二日在昆士蘭黃金海岸的家中,由二十一名親友的見證下自殺身亡。根據昆士蘭的法律,協助自殺是刑事行為,而目睹自殺行為的人士也被視為協助自殺。但當局至今仍未決定是否起訴那二十一人。

那二十一人的身份一直保密,但直至最近,其中一名南茜的死亡見證人,四十一歲的格倫‧哈格維斯(Glenn Hargreaves)不僅公開了身份,更表示一旦他的病情惡化至不能讓他「正常」地生活時,他便將步南茜後塵,但不會如南茜般高調。去年十一月,即在南茜去世後的半年,哈格維斯證實患上大腸癌和胃癌,並已屬末期,估計仍可活十二至十八個月。

克雷格‧沃森(Craig Watson)是另一表明身份的南茜見證人之一,但他不僅公布了這一身份,也同時道出了在南茜之前,他也曾協助他的母親在一家私營醫院內自殺。他這一行動,在在向政府當局和該條關於協助自殺的法律挑戰。

悉尼一位記者米麗亞姆‧科思克(Miriam Cosic)在她的書《有權死去?》(The Right To Die?)中說:「人們真的會結束自己的生命,以避免被不住惡化的頑疾折磨,朋友也會協助這些不幸的人;醫生也會為病者保存最後的專嚴;士兵會殺掉身受重傷而法撤離的親密戰友,以免他們落入敵人手中;如此種種,古往今來,一直如是。」

根據澳洲醫學會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五成受訪醫生表示,曾有病人向他們要求加速死亡;而百分之二十八的受訪者則表示曾為病者完成這一要求。事實上,民意調查也一直顯示有近七至八成的澳洲人贊同自願安樂死。

現代醫學科技無疑能延長人類的存活期,但正如科思克所言,這樣延長生命,已遠超於醫學尋求健康和救人治病的原則,也背離了仁心,甚至常識。

很多醫生都說自己已吃透生死,但又為何不能相信、尊重別人也同樣已吃透生死?保存的若已不是「生命」,而只是仍在呼吸,甚至是已沒了自主呼息的軀體,又是否仍要竭力阻延這「生命」的自然離去?死不是生命的終結,只是一個獨有存在模式、型態的完成,另一型態的開始。

也許都是時候,讓我們重新想一想,是否應更誠懇、如實地面對和思考死亡的進程;更公平、開放地、正面地探討臨終照顧和關懷的問題。「不治」壓根兒不是醫生或醫學的失敗,死亡本身正是人生中最重要的環節之一,也應是最受重視的一個段落。


二○○三年六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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