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破了但仍放不下
                                             曾偉強

日本人對於生命和死亡,有一套獨特而矛盾的態度。而生命中最重要的,不是生存與否,也不是存在的模式,而是忠誠與尊嚴。在佛教的薰陶下,日本人,也許是最能吃透生死的一個民族,但吊詭的是,縱能看破一己的生死,卻又放不下我執。

一九九八年,日本川崎共同醫院的須田節子醫生,在一名病者的家人面前拔去輸氧管,並為病者注入兩種鎮靜劑和肌肉鬆弛劑,使病者死亡。該名當時五十八歲的男性病者,由於支氣管哮喘發作及心肺功能停頓,在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二日被送進醫院,其後一直昏迷。

神奈川縣警察逮捕須田節子,並控以謀殺罪名。警方認為,在病情無望康復的情況下,醫生擅自終止治療,拔去患者維持呼吸的管道,並為病人注入鎮靜劑和肌肉鬆弛劑,使病人提早死亡等連串行為,已超出醫療手段的範疇,可以斷定為謀殺。

四十八歲的須田節子表示,是基於病者家人的要求而放棄治療、拔掉管道的,而注射的藥物,是為了早點解除病人的痛苦;因此,都是屬於醫療行為。不過,病者家屬則表示沒有請求她早點讓病人離世。二○○三年三月二十七日,法庭裁定謀殺罪名不成立。

日本的法律,其實是容許醫生執行安樂死行為的。一九六二年,名古屋發生了日本首宗安樂死案例。案件涉及一名被控謀殺父親的男子,法庭最終判該名兒子為其父親執行的是合法的安樂死。該名父親中風後全身癱瘓,五年來一直臥床。

當時名古屋高等法庭便為合法安樂死行為定下六個條件,分別是:病者所患的疾病證實為末期並且已無法救治;病者及其身邊的人均承受著不能忍受的痛楚;致其死是為了讓病者能夠安詳地辭世;病者本人在神智清醒時提出安樂死的要求;由醫生執行致死的行動;以及致死的手段必須符合人道。

然而,日本至今仍沒有在法律條文中加進任何有關「安樂死」的法例;甚至沒有確定死的定義。

日本在一九九七年通過了《器官移植法例》,容許日本人以預前指示的形式,自行選擇決定死亡的定義,也即腦死為死,還是斷氣和心臟停頓才算是死。因為大腦死亡之時,身體器官可以在衰敗之前用作移植,而一旦待至心臟停頓和斷氣,器官便已衰竭,不能用作移植了。

傳統上,日本人不認同腦死為死,他們甚至稱已經腦死的病者為「腦死之人」,即腦袋死亡或停止運作的「人」,也就是人的另一種存活模式。對於日本人來說,一個人的存在模式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個人在其身邊的人心中的價值;而這價值,則由人與人之間的一種特殊的人倫關係、情感維繫著。

日本尊嚴死協會的一項調查指出,超過九成的醫生會執行病者的生命意願書,而不去延續病人的生命。但日本並沒有法例正式把被動安樂死行為非刑事化,但根據日本刑法第二○二條,教唆或幫助他人自殺則屬刑事罪行。日本尊嚴死協會強調的是,人有權決定何時和如何死亡。該協會也認同在某些情況下,為了解除病者身體上的痛楚,即使強力鎮痛藥會加速死亡,也應予以施為。

日本武士身上都配著兩把劍,長劍殺敵,短劍切腹。切腹,其實只不過是武士在腹中刺一劍,真正致死的,是助手在他的脖頸上快而準的那一刀。明治時代著名的西鄉隆盛,最終切腹自盡,為的是不要落入敵人手上,體現了日本武士道精神:精忠和尊嚴。

從現代的眼光看,這與主動安樂死行為無異。今天的敵人,是絕症、癌症;而在頸上下刀的,就是醫師。而目的都是保有尊嚴和自身自主的權利,掌控自己的命運。

佛教反對加速死亡,反對主動安樂死行為,但同時反對以人工模式延續生命。儘管如此,即使是「腦死之人」,對於別人或醫護人員來說,雖與一具屍體無異,但在日本人的道德觀念中,即使是「腦死之人」,在其親人、愛人的心中,仍然「活」著,仍有意義,甚至仍可為他們帶來快慰;故此,只要一息尚存,也希望這「人」繼續存活下去。也因此,堅持延續維生設施的,往往就是病者的家屬。

也許,我們心中都有些事,一些感受,別人無法了解,也無法感受。是好事也好,壞事也好,都是一些永沒有人知道,甚至被誤解的事,永遠的藏在心中;而其中的一些結,只有自己知道,但知道了又解不開。同樣,我們心中也有一些事,看破了,但放不下。


二○○三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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