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利與義務並存
                                             曾偉強

權利與義務並存,但很多時,人們只談權利,忘記了義務。現今的社會都強調生的權利,而避談死的權利,那正是因為心底裡害怕這權利引伸出來的義務。

醫療科技促進了人類的健康,延長了人類的生命,但也無情的延長了死亡的過程和痛苦;而在延長人類壽命的同時,卻不一定為人類帶來充實富饒的生活素質。那延長生命又有何意義?生命素質應比生存的久暫更重要,但現代醫療技術着重的,卻只是重量而不重質。

七十歲的弗雷德‧湯普遜(Fred Thompson)去年八月向紐西蘭警方自首,承認殺死了他的妻子,但至今警方仍未正式控告他謀殺。

弗雷德與妻子卡特琳娜(Katerina)結婚四十三年,但在她死前的三十六年,一直受到多發性硬化症(Multiple Sclerosis)的折騰,不能活動,也不能照顧自己的日常起居,而弗雷德便一直在她身邊,照顧她的一切,年終無間。

終於,弗雷德不忍卡特琳娜延續生存下去的痛苦,答應了她的請求,助她解脫。在紐西蘭現行法律底下,弗雷德無疑是犯了兇殺罪,而他向警方自首的目的,不為什麼,就是要喚起社會的關注,正視自願安樂死。

弗雷德向傳媒表示:「這全是因為愛。她不只一次,而是多次提出要求解脫。這也是唯一能為她做的事,完成她唯一也是最後的願望。」但他強調,如卡特琳娜是希望繼續留在世上的話,他仍會繼續照顧她的一切。

也許,只有設身處地,曾親身經歷的人才會明白其中感受,才能了解弗雷德的心境。而社會在討論自願安樂死時,也確實需要更理性和平衡的態度。

正如《最後願望》(Last Wish)的作者貝蒂‧羅琳(Betty Rollin)在書中所寫的那樣,認同尊嚴死應有法律地位的人,大都是那些擁有相似的特殊經歷的人,都是那些曾親眼目睹至親,如父、母、妻子、丈夫、兒子等,經歷冗長而痛苦的、絕望的死亡過程的人。

事實上,今年三月向紐西蘭國會提出《尊嚴死》(Death with Dignity)法案的國會議員彼得‧布朗(Peter Brown),本身不僅見證了前妻的這一 不幸,他自己也曾經歷過一次生關死刧。

布朗在一九九八年得了一場大病,需要接受脊椎手術,不然的話,他便活不了;但手術若有差池,他便會全身癱瘓。他在接受手術前向家人表示,若手術失敗,要他終身癱瘓的話,他寧願死去。

目前在紐西蘭,協助自殺是刑事行為,但布朗的《尊嚴死》法案如獲通過,絕症病者將有法定權利選擇自願安樂死或由醫生協助自殺。法案已首讀通過,仍待最終的審議和表決。紐西蘭總理克拉克(Helen Clark)早已公開支持該法案。克拉克指出,末期病者應有權選擇如何及何時結束生命,但必須嚴格規範,防止被濫用。

紐西蘭國會對上一次否決「安樂死」法案是一九九五年,當年由米高‧羅斯(Michael Laws)提出的《自願安樂死》法案,最終以六十一票對二十九票被否決。

因為協助母親自殺而被紐西蘭警方控以謀殺罪的萊詩莉‧瑪丁(Lesley Martin),在她的書中指出,「安樂死」行為在紐西蘭相當普遍;她質疑為何政府仍然視若無睹。民意調查指出,約有七成紐西蘭人支持「安樂死」。

紐西蘭自願安樂死協會(Voluntary Euthanasia Society)主席法蘭克‧鄧格伊(Frank Dungey)也指出,醫生協助自殺時有發生,在紐西蘭已不是什麼秘密,只是法律上一天未予肯定,也一天不得公開而已。另一方面,雖然紐西蘭醫學會(Medical Association)也認同尊嚴死,但仍拒不接受「安樂死」的概念。

紐西蘭天主教醫療德中心(New Zealand Catholic Bioethics Centre)總裁米高‧麥卡比(Michael McCabe)認為,「死亡權利」在紐西蘭最終會變成「死亡義務」。紐西蘭重視個人對社會的貢獻,當老者健康隨年事漸長而衰退,加上與社會愈來愈疏離,甚至脫節,容易會令到長者產生一種成為社會或家庭的負累的感覺。故此,一旦「死亡權利」得到法律上的認同,那便會很容易變成長者、弱者的一種「死亡義務」,但義務不等於必然的「犧牲」。

其實,權利與義務一直並存。有人只談權利、只重行使權利,但忽略義務;也有人承擔義務,少談權利。但不是說,因為怕承擔義務,甚至是「犧牲」而可以放棄應有的權利。問題只在於兩者之間如何取得平衡。

人口老化加上醫學進步,令人活得更久,但能多活數年,不等於活得好,更不能保證可以死得好。在可以選擇活下去的同時,其實,我們也有權選擇不再活下去。當活下去的已不是「生命」的時候。


二○○三年六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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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然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