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善終」的迷思 
                                             曾偉強

西方社會愈來愈重視「生命結束的決定」(End-of-life decision-making),和「臨終生命的素質」(Quality care at the end of life),也即一般所指的「善終服務」。

善終,簡單來說,就是死時能保有平安的心境;而善終服務,也就是為瀕死者提供和培養一個安寧、詳和的外在和內在環境,讓其平靜、平安地安度餘日,直至死的一刻也能無怖無慮、無怨無懟。

必須注意的是,這裡說的是「生命結束」而不是「結束生命」。生命必會結束,是自然不過的事,問題是如何令一個行將結束的生命保有尊嚴和素質。而結束生命,則是一種特定的意圖。

早在一九九六年,北澳通過並實行《自願安樂死法例》,但九個月後被澳洲聯邦政府推翻。然而,在臨終醫護這範疇,澳洲仍是走在最前端。近年澳洲紓緩服務(Palliative Care)的發展,便可說是位列環球的領導位置。原因有二:業界跨界別的通力合作和努力;以及過去二十多年來,無論何黨何人執政,政府對紓緩服務的發展和支持,始終如一。

雖然近年本港民間自發組成不同病患及家屬的互助網絡,但政府的支援,特別是對長期、嚴重及特殊病患者及其家屬的支援仍嚴重不足。這恐怕隨南朗醫院在今年十二月關閉而更形短缺。

今年九月十五日出版的《澳洲醫學期刊》(Medical Journal of Australia)指出,愈來愈多末期或瀕死人士在家中辭世,也愈來愈多這類人士選擇在人生的最後階段留在家中。

研究指出,在澳洲,有九成的瀕死病者在死前的十二個月,是留在家中「待死」的;而有兩成半至四成的瀕死病者,真的可以在家中辭世。而病者也認為在家死亡比在醫院死亡更有尊嚴。

這當然涉及多方面的配合和支援,包括在家臨終服務的支援和家人的支持。在香港,紓緩服務可說是尚未普及,在家臨終照料有相當的限制,瀕死者都被送進陌生的醫院「待死」,在一個陌生環境被一群群陌生人包圍着,獨個兒盤算着時間點滴的流逝。這種孤獨的待死心情,又如何得到安寧,如何可以安樂?

在澳洲的華人社區,有98%的未期病者會選擇在家待死;台灣也有逾五成的未期病者願意留在家中待死。然而,一項有關香港人對於善終和紓緩服務的研究卻顯示,只有27.2%的受訪者願意在家待死,有37%選擇在醫或護理院待死,原因正正是家裡缺乏醫療設施。而缺乏適當的照料、擔心負累家人、影響樓價等也是原因之一。

在家臨終照顧的關鍵,在於足夠而且全面的支援服務;而由於涉及病人家屬的近乎全職地照顧病者,這些支援的服務對象,不僅是病者本身,也包括病者的家屬,特別是主要的照料者。

事實上,不僅長期病患者需要支援,其家屬更需要支援,包括臨終照料的訓練和心理輔導。長期近乎全職地照顧長期以致末期病患者,不僅影響其日常生活、經濟狀況,也可能影響正常社交和人際關係,造成沉重壓力。

在家待死,可以令病者更好地面對死亡,和更平靜地度過死亡的過程;而對病人家屬來說,也可以更有效地適應親故的變化,也是「善別」的一個重要過程。

然而,即使可以在家待死,也不一定可以真的在家死亡,特別是在香港,客觀條件有極大的限制,但若能好好的處理「死亡的過程」,讓病者更積極的參與作出治療決定,讓病者感到自己的存在和仍然是個「人」,其意願也得到認同;能以一個安祥、舒態、不焦慮、不恐怖的心境去面對死亡,也已算是達到了「安樂而死」的終極理想。

畢竟,人一生下來便註定必死,而且是一天一天、一分一秘地步向死亡,猶如太陽的東升西沉。而人生的終極目的是什麼?西方文獻中所謂的「善終」(Good Death),包含身體、心理、社會及靈性四個層面上的平安;而無論我們是否相信有來生,如何令臨終的一刻變作人生最「美」的一刻,才是人生的終極目標。


二○○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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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然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