迴避解不了臨終死結
                                             曾偉強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曾說,若醫護誤解了關愛,則可因紓緩痛楚而增添苦痛,壓根兒違反醫療道德;真正的關愛,是透過治療,讓病人康復,這也是醫療道德標準的根本原則。故此,當病者藥石罔效時,最終決定放棄或不予治療,是符合道德標準的,也是尊重病人的表現。

法律改革委員會八月十六日發表《醫療上的代作決定及預設醫療指示》報告書,建議引入「持續授權書」(continuing power of attorney),讓個別人士持續授權予授權人,代為作出並執行其沒有行為能力時作出的決定。

然而,引入持續授權書和「代作決定」,終究不能根本上解決臨終醫護的困窘。

這個千呼萬喚始出來的報告書,不僅迴避了「安樂死」這問題,而且認為由於「社會人士普遍不熟悉預設醫療指示這個概念……嘗試制訂法定架構和展開立法程序的時機仍未成熟」。

這結論實在教人失望,卻又是無奈的現實。雖然街頭巷尾也不時談論「安樂死」,但高官巡區只流於作秀,街頭耳語始終進不了議事堂。觀乎法改會的報告,就是連展開討論的勇氣也沒有。

其實,預設指示並非新事物,早於一九六七年,美國律師路易斯‧庫特納爾(Louis Kutner)便已提出第一份「生命意願書」(living will),並在《印地安納洲法律期刊》(Indiana Law Journal)發表。

在下是認同預設醫療指示(advance directives)的,但若沒有法律效力,則難以發揮其真正而應有的功效,甚而只是形同虛設;而不正視「安樂死」,更是鴕鳥行為。

沒有法律效力便解不了法律爭拗。一旦病人家屬的意願與預設指示的決定相牴觸,又或是家屬之間意見出現分歧,醫護人員便無所適從;況且,家屬往往不知道這項指示的存在!即使醫護人員如實執行預設指示,也有可能面對病人家屬的責難,甚或法律行動。

故此,不少地區已通過立法,確定個人接受或拒絕任何臨終醫護措施的權利,例如美國加州便在一九七六年通過美國第一條《自然死亡法》,賦予預設醫療指示法定效力,即按病人的意願,不使用高科技的維生方式來拖延不可治癒病人的瀕死期,而讓病人能自然死亡;台灣也在二○○○年通過《緩和醫療條例》,賦予預前指示法定地位。

匈牙利的《保健法(1998)》(The Health Act 1998),同樣賦予預設醫療指示法定效力,讓每個人也可以在清醒,甚至健康時,為自己訂立意願書,指明一旦遇上不可預知的意外事故或嚴重病變時,是否願意接受治療,或接受何種治療。

「安樂死」在中國也已討論多時,而且討論得沸沸揚揚;相對而言,香港實在顯得顢頇落後。自一九九二年起,幾乎每屆全國政協和人大兩會,均有人大或政協代表提請安樂死議案。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趙功民,今年便提出了建立安樂死合法化試點的建議。

今年年初辭世的兩院院士王選,也在遺囑中這樣寫:「一旦病情不治,我堅決要求安樂死……我不願浪費國家和醫生們的財力、物力和精力。」

「安樂死」和預設醫療指示兩者是不應、也不可分割開來的!

法改會的報告書只論及的「代作決定」和「預設醫療指示」,前者是指由第三者代處於昏迷或植物人狀況的人,作出醫療決定。「預設醫療指示」是指個人預先作出一旦日後陷於昏迷或植物狀態時,期望接受的醫療方案。

然而,代作決定終非自決,而精神或活動能力相對尚好的瀕死病人、絕症病人、老人,也應有權決定臨終醫護方案,包括是否接受治療。明顯的是,報告書壓根兒迴避了這狀況。

問題是,談生論死並非消極,諱生忌死才是鴕鳥行為。畢竟,醫護應以病者的最佳利益為依歸,治療的對象是病人而非疾病。

對於神智尚存但存活的日子正在倒數,甚或失卻活動能力的未期病人來說,等待死亡比死亡更可怖。身體和精神上的痛若,實不足為外人道!

死亡並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死亡的過程。君不見三朝兩天,便有久病厭世的新聞嗎?就在法改會發表報告書的前一天(八月十五日),便有一則新聞報道,指一名七十九歲的夏姓老翁,疑不堪肺癌的折騰,在家留下遺書,墮樓身亡。

這一切的事實,難道可以視若無睹、無動於衷嗎?

物理學家霍金今年六月訪港時曾說:「只要有生命,便有希望。」然而,活著並不等於生命的存在!若存活的只是臭皮囊,那壓根兒不是生命。

醫療科技一日千里,帶來了希望,甚至奇蹟。冷凍病人以待日後的科技,治癒現在無法醫治的疾病,早已不是科幻小說的情節。但在奇蹟出現之前,我們仍須面對目前當下。

生命是會結束的,臨終醫護的探討,不是要「結束生命」,而是如何更好地尊重和照顧每一個正在結束的生命。

生死大事,如人飲水,冷暖自知。若要在生存與尊嚴二擇其一,在下寧選尊嚴。


二○○六年八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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