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尊嚴
                                             曾偉強

當各大小報章大字標題報道「斌仔」(鄧紹斌)促請政府展開「安樂死」的討論的當天(二○○七年七月廿三日),再有一名八十三歲長期患病的老翁,在柴灣翠灣邨住所墮樓身亡。

可憐的「斌仔」,別說沒有推窗的能力,就是吃喝睡拉也得由別人協助!箇中滋味,正是不足為外人道也!其實,死亡並沒有什麼大不了,迎向死亡卻需要勇氣,而擁抱死亡,更需要力氣。

全身癱瘓的「斌仔」自稱「活屍骸」,在其自傳《我要安樂死》中,重申沒有放棄爭取「安樂死」的念頭;但在香港書展舉辦的「生命‧尊嚴 --- 孰輕孰重」座談會上,卻表示即使可以選擇,也未必會選擇結束生命。

事實是,即使可以選擇,絕大部分與他景況相類的四肢癱瘓病患者,也會選擇繼續生存。人,畢竟是愛生而畏死的!但問題是,現在壓根兒沒有選擇的權利。

「斌仔」在書中這樣問:「……永不放棄,看是看到膩了……究竟我可以放棄甚麼而不放棄甚麼呢?」

紛至沓來的祝福和鼓勵,是同情、同理心,也許還有一些功利。然而,當「加油」、「努力」、「你一定得」……等鼓勵的話語,進耳盡變作與「何不食肉糜」無異,君又如何?

生命與尊嚴絕不是孰輕孰重的問題,生命的尊嚴才是核心所在,若失去了作為人的尊嚴,存在與否又有何意義?

近年來,中外接連發生過不少哄動一時,教舉世動容的「安樂死」案例,如意大利詩人韋爾比(Piergiorgio Welby)、致函前法國總統希拉克要求「安樂死」的法國青年文森特休姆伯特(Vincent Humbert)、從英倫上訴至歐洲人權法庭的戴安普雷蒂(Diana Pretty)、在網上發表死亡日誌的澳洲祖母南茜克里克(Nancy Crick)、中國大陸首名「安樂死」病人的兒子王成明、其事蹟改編成電影《情流心海》(The Sea Inside)的西班牙海員雷蒙沈百道(Ramon Sampedro)……,以及數以百計前往瑞士尋求助死的末期無望病人。

他們其實不是單簡的求「死」,相反,正正是以無比的勇氣和意志,希望保有生命的尊嚴,行使自決生命的終極權利。

人擁有與生俱來的權利,包括生存的權利,和決定生存方式、生活模式的權利,然而,結束生命的權利卻遭到剝奪。法律如一頭牛,被牽着鼻子走,問題在於誰是牛郎。

生命是神聖的,但並非等同生存,結束生命也絕非踐踏生命的價值。僅僅存在着,卻壓根兒沒了任何能動力,日常生活的一切大小事情,甚至是生理需要,也得全賴他人的協助和照料;就是萌生死念,也決意尋死,卻連推窗墮樓,又或是拒絕進食的能力也沒有,那是生命嗎?

一九九一年,因一次意外而導致全身癱瘓的「斌仔」,二○○四年向當時的行政長官董建華要求「安樂死」,引起傳媒爭相採訪,成為新聞人物,物資突然間源源不絕地投向他,但有關「安樂死」的討論卻無寸進,乏善可陳。

今天,「斌仔」可以說話、可以離開病房、可以逛商場、可以著書和出席研討會,但他不能自行駕駛輪椅,也不能自由活動,而是必須別人幫助。

不禁問,所有的這些「支援」,之前在哪裏?還有多少類似的病人可以如「斌仔­」般「幸運」?假如同樣的資源投入每一名病人,我們的社會承受得來嗎?弔詭的是,這一切並沒有改變「斌仔」渴求「安樂死」的決心;《我要安樂死》這書名,便清楚如實地道出了他的心聲。

他在書中這樣說:「……我恐懼韶華一天一天逝去,孤獨終老已是鐵一般的事實,當我再不能夠有清晰腦筋的時候,我怕,我怕……真的十分害怕保護不到自己,受盡侮辱,挨打挨罵,尊嚴喪盡也是擺脫不了塵世,所以我情願乾脆的就此覲見閻皇……總勝過我在醫院裏所看到的千億個悲慘、孤獨的例子。」

這不僅是他的心聲,也是眾多相類病患者和長者,以至不少平凡人的心聲。生與死是一體兩面,倡生諱死,又怎能吃透生死,了解生命的真義?

誠然,生命的意義和價值,言人人殊,但絕非別人或社會所賦予的,而是自身尋找和追求的,是個人為自己爭取的。死去可以比活着更有意義,面對死亡、迎向死亡,也可能比活着需要更大的勇氣。

認識生命,便得正視死亡,欠缺了死亡的認知和感受,如何洞悉生命的真諦?正視「安樂死」,探討立法已是勢所必然。不論是荷蘭式的直接致死,或是美國俄勒岡式的協助死亡,也應深入研究和討論。

歸根結柢,我們的社會、遠離群眾的的當權者和高舉道德旗幟的衞道人士,是否應思考和認識如何尊重個人的意願和自決生命的權利,還給個人這根本的選擇權?


二○○七年七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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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然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