潛水鐘與巴比龍
                                                        曾偉強

Papillon」是法語,意即「蝴蝶」,象徵自由。一九七三年,由史提夫‧麥昆和德斯汀‧荷夫曼主演的電影《Papillon》,當年音譯為「巴比龍」,聽起來相當威武,充滿男子氣慨,亦與電影劇情相當貼切。

電影改編自真人真事的同名小說,講述一名因冤入獄,被囚禁於惡魔島的人,如何一次又一次地逃獄,爭取回復自由,直至頭髮已白,最後跳下大海……,盡顯「不自由、毋寧死」的氣慨。

二○○八年二月七日,大年初一,晚飯過後,來得及到電影中心看一齣電影。電影同樣以蝴蝶為名,也是改編自真人真事的同名小說《潛水鐘與蝴蝶》(Le scaphandre et le papillon)。

也許,不論是影像還是文字,最能觸動人心的,都是真實的故事;亦只有生命,才可以感動生命,引發共鳴。

電影看似平淡,觀看時也需要稍作心理和視覺上的「調整」。故事講述一九九五年,法國時尚雜誌《她》(Elle)的總編輯鮑比(Jean-Dominique Bauby),事業如日中天,但突然中風,全身癱瘓,昏迷約廿天後,雖然甦醒過來,但再也不能言語,更失去能動力,除了腦袋正常運作,便只有左眼可以活動;醫學上稱為「閉鎖綜合症」(Locked-in Syndrome)。

他醒來的時候,身處法國濱海貝爾克(Berck-sur-Mer)的海軍醫院,那裏也成為了他生命中最後的驛站;而他在生命的餘日,在濱海貝爾克完成他稱之為「雖生猶死的回憶」《潛水鐘與蝴蝶》。該書一九九七年出版後,他便離世,而該書則一度引發社會上有關生命和「安樂死」的討論。

在電影中,鮑比的主診醫生向他解釋病情時說,像他這樣的中風病人,從前早已宣告死亡,但由於醫療技術的進步,現在可以延長他的生命……。然而,當時鮑比的反應是:「這是生命?」只是沒有人聽見他的怒吼。

鮑比被人工化地延長的「生命」,便只餘下記憶和想像,在語言治療師和出版社的協助和支持下,他以眨眼的方式,逐個字母地「寫」畢他的回憶錄。

他的個案引發出人工延長生命與自然死亡的矛盾,兩者之間的「時差」,到底是天意還是人為?假如沒有科技的協助,他中風後便應已「死」去,但科技延長了的到底是什麼?是人為地延長了死亡的過程,還是「上天」安排了科技來延長「生命」?到底是醫生還是病人希望得到這種「科技」?

中風後的鮑比,自覺恍如從前的「泅水銅人」,只是不能再次浮上水面,再也無法接觸外面的世界。然而,被困在「潛水鐘」內的,不是肉身,而是思想。

弔詭的是,在資訊和知識氾濫的今天,我們卻往往無法真正的認識自己和身邊的人和事。

動彈不得的鮑比,反而可以重新感受和反思與友人、同事、情人和家人的關係,也重新認真思考生命的價值。當他的心靈突破了肉身的枷鎖,卻得到了真正的自由,如蝴蝶般飛舞,但生命此刻也走到了盡頭,就如蝴蝶的生命,繽麗但短暫。

在電影中,他父親(由老牌演員麥士‧馮‧西度飾演)說的對,他被困在屋裏,鮑比則被困在自己的身體內。

鮑比在書中近乎懺悔地寫道:「父親多次來電,但可以想像的是,每次『通話』都帶來更大的悲哀,因為他的兒子再也無法回話!」身為人父的鮑比,當然深切地體會到不能直接與子女溝通對話的傷痛。

當年鮑比的父親已九十二歲,兩腿已無力走下樓梯,不能離開他在樓上的房子;而鮑比的心靈,則被困在自己的軀殼之內。其實,每個人都被困,心靈都被肉身困,而我們的行為,則被我們的思想所局限。

老父為鮑比寄來了一幀照片,是他十一歲那年,在迷你高爾夫球場拍的照片,誠如他在書中所寫的那樣,若不看相片背面那兩行字,就是他自己也可能想不通為何父親寄這幀照片給他。照片的背面寫着:「Berck-sur-Mer, April 1963」。

他當年拍照的地方,正是他人生的最後驛站「濱海貝爾克」。這是命運的弔詭,還是冥冥之中真有某些巧妙的安排?

正是無巧不成話,二○○三年,瑪莉‧休姆伯特(Marie Humbert)在一名醫生的協助下,在濱海貝爾克的醫院,協助她當時只有二十二歲的兒子文森特‧休姆伯特(Vincent Humbert)自殺。事件引發「安樂死」在法國的討論和反思,促使法國在二○○五年通過法例,賦予病人拒絕接受治療的權力。

記憶和想像,是這副臭皮囊無法約制的,而躍動的心靈,應是驅策生命前行的真正動力。當思想擺脫了軀殼的韁鎖,也許真能自由地奔馳於六合之間,瀚海銀河一日還。假如活着就是向死的存在,那麼,只要一息尚存,仍得莊嚴地活,直至巴比龍再也無力震翅。


二○○八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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